气温零下十度，维斯瓦河冻成了白色的平原。他把她送到面粉厂门口，说了句“三天后回来”，就带着装甲师向东开拔了。

三天变成了五天，五天又熬成了两周。

他中间回来过两次，一次是补充燃料路过，只待了半小时，军装上全是冻硬的泥浆，把她按在墙上吻了一口，就转身走了。另一次是半夜到的，天没亮又走了，她醒来时只看见枕头上有他后脑压出的凹痕。

前线在往西退，克莱恩来之前，每天后撤十几公里，他来之后，每天退一公里不到，从仓皇溃散，转变为让苏军付出惨重伤亡的拉锯战。

德军还在殊死抵抗，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已经无关胜负，而是为更多难民和伤员转移，争取时间。

克莱恩的装甲师正在南翼顶住朱可夫的攻势，伤亡报告每天送过来，她不敢看那些数字，却必须看，因为那是红十字会医疗队副主管的工作。

她试着让自己专注于手术刀和缝合针，只看可以被修复的血管和可以被清理的创口。

但她没办法不去听，伤兵们说苏军的炮兵集群已经渡过了维斯瓦河，说警卫旗队装甲师在拼死抵抗，说少将的指挥车被炮弹近距离炸过一次，人没事，但车废了。

“人没事”传进她耳朵里时，女孩正在给一个冻伤的掷弹兵清创，手里镊子顿了半秒。

她把那消息像吞没有糖衣的药片一样咽下去，让它自己在胃里慢慢溶解。当晚，俞琬在床上躺到凌晨三点没睡着，第二天照样六点起来查房，护士说她是最镇定的军医，什么伤情到她手里都不慌。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镇定不是天生的，却是磨出来的，在巴黎，在阿纳姆磨的，在他每一次走向前线、她每一次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时，被恐惧磨出来的。

身体的异常是从二月中旬悄然显现的。

先是困，那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困倦，和值了双班之后的累不一样，值完班的累是眼皮打架，睡一觉就能缓过来。

可眼下这种困，是睡醒了还是困，蹲下去站起来眼前会发黑，简单的清创手术做到一半，就需要停下来喘口气。

她归咎于睡眠不足，逼自己每天多喝一杯咖啡。

之后是嗅觉，走进手术室闻到碘伏的气味，胃会猛地抽一下，算不上恶心，至少那会儿还不是，而是某种让人想深吸一口新鲜空气的敏感。

她等那感觉过去才戴上胶皮手套，旁边护士问她是不是没吃早饭，她说是。

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，在很深很深处问她：上次月经是什么时候。

她把那声音悄悄按下去，开始给伤员清创。

克莱恩的名字在伤兵之间传开的方式很奇特。他们不讨论他的战术，不评价他的指挥，只说一件事：“少将的车被炸了，人从指挥塔里爬出来，眉毛烧掉半截，第一句话是问无线电还能不能用。”

俞琬听到时在卷绷带，在心里给他记了一笔——眉毛烧掉半截，下次见面要检查。也许，这念头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把巨大的恐惧压缩成一个小小的，可以操作的念头，这比想“他差点就回不来”更容易承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