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能帮上什么忙？”你问。你努力让自己的语气

“我们分手很久了。”你打断他，语速比平时快，“两年多了。他被调走之后我们就没联系了。”

“我理解。”Riley，脸上的表情波澜不惊，“但是陈先生目前涉及到一桩……比较的案件，我们需要对他的社圈一些例行调查。您理解的，对吧？纯粹是例行公事。”

你的神状态很糟糕。你知。

而不是用来给死人画遗像、给富人家的客厅画装饰画、给那些本分不清莫奈和奈的暴发提供“艺术服务”。

现实是画廊不收无名之辈的作品。现实是象画在这个年代不值钱，除非你有个响亮的名字、有画商替你运作。现实是你的“才华”在这个国家一文不值，至少在此刻一文不值，而你连明天的早餐在哪里都不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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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当然不理解。你甚至不知David到底犯了什么事。

你有满腔想要表达的东西，可这些东西卖不一分钱。唯一能卖的就是你画遗像的手艺，而你每次拿起炭笔描摹死人照片的时候，灵魂都有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。

这长相、这打扮、这在FBI里混饭吃的年轻探员。你见得多了。你的前男友也是这类型。那个翻译官，你在北京认识的，那时候你二十岁，以为自己遇见了命中注定的白王。后来他被调去别的国家，临走前说“我会给你写信”。信从来没有来过。

“没关系。”你说。你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可你的后背在冒冷汗。

Riley翻开桌上的卷宗，目光在某一页停留了几秒钟。“我想跟您确认一些事情。您之前有过一位……往对象，在北京。一位叫David Chen的先生，任职于——”

十一月底的一个凌晨，你从一场噩梦里惊醒。梦里你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你和一块大的空白画布。你举起画笔想要画什么，可颜料盒是空的。你蹲在那块画布前哭了很久。醒来之后枕了一大块，你躺在黑暗里盯着天板，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腔里怦怦动，像一只被困的野兽。

独。

Riley的办公室在市中心联办公大楼的四楼，窗正对着一排光秃秃的梧桐树枝。你坐在访客椅上，双手叠放在膝盖上，指甲掐掌心留下四浅浅的红印。Riley坐在你对面，隔着一张堆满文件的橡木办公桌，脸上挂着那标准的“我是来帮你的”微笑。

你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些。那时候你还有幻象。你以为艺术是神圣的，艺术家是受神眷顾的孩，只要拥有才华就能征服世界。你以为来了国就能自由地创作，画你想画的，说你想说的。

或者说，被怀疑犯了什么事。你只知一个外官、一个留中国学生、一段异国人的恋情，这些元素凑在一起，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一九九零年，足以让任何一个联探员竖起耳朵。

“方小，”Riley开了。他的中文发音还算标准，大概是专门受过训练的，“谢您今天空过来。我知您最近很忙，所以我尽量不耽误您太长时间。”

他长得确实帅。金棕的短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睛是那浅褐，在日光灯下泛着琥珀的光泽。五官是好莱坞电影里那“公邻家男孩”的置：廓分明但不凌厉，笑起来角有细小的纹路，整个人散发着一“我很友善你可以信任我”的气场。他穿蓝西装，领带是银灰的斜条纹，袖的纽扣是银的，刻着什么字母缩写，你猜是名牌。

FBI探员Matthew Riley第三次约你去“聊聊”。这一次你没有再推脱了，前两次你用“太忙”借推掉，可他的电话越打越密、语气越来越客气、客气到让你骨悚然。这穷追不舍的礼貌比威胁更可怕。

你以为的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