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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每次都买薄荷。
锐滋、口香糖、薄荷巧克力、清凉糖,有一次甚至是薄荷味的牙膏——我多看了他一眼,他说:"家里那个用完了。"语气平常得像在报天气。不是"我家",是"家里那个"。我不知道"那个"指的是什么,牙膏皮,或者别的什么人。
第三次的时候他问我:"你不吃东西吗?"
我愣了一下。收银台底下确实藏着我的晚饭——一包苏打饼干和半瓶矿泉水,凌晨四点饿醒的时候啃两块。我这么大惊小怪地藏了半年,自以为藏得很好。
"夜宵包一餐,"我说,"但关东煮不算。"
"为什么?"
"汤是公共的。"
他看了我两秒,忽然笑了一下。很轻,几乎没有声音,就是嘴角那块肌肉松了一下的程度。但他笑起来的时候,眼角有一道很深的纹,看得出那个人平时不笑,纹路都是攒的。
"帮我关东煮加两串萝卜,"他说,"汤是公共的也没关系,我不介意和你共享一个汤。"
他说完这句话自己顿了一下,大概是意识到这句话在这个时辰听起来有多么不像话。我也顿了一下。便利店里一时间只剩下冷柜的电流声,和货架尽头冰柜压缩机嗡嗡启动的声音。
"……三串。"最后是我先开的口,"萝卜要煮透的话加一串要等七分钟,三串一起等。"
"好。"他答得很快,"我等。"
他等的时候不看手机,就靠在关东煮的柜台边上看外面。我煮萝卜,顺便偷偷看他。他的侧脸在便利店惨白的灯下反而显出一种暖色,鼻梁到下颌那条线干净得像用一支削尖的笔一笔拉出来的。大衣领子里露出灰色高领毛衣的边缘。我闻到那股熟悉的、压在很淡烟草味底下的薄荷凉,混着外面带进来的、后半夜城市的冷。
"你做什么工作的?"萝卜捞起来,我递给他,用纸杯装了汤,多舀了一块昆布。锅里的昆布多了,顺手的事。
"调音师。"他说。
"钢琴?"
"钢琴,古筝,什么都调。"他咬了一口萝卜,很小心地吹过了再咬的,"哪个琴坏了就去哪里。琴行、学校、录音棚、有钱人家里。"
"有意思。"我是真觉得有意思。一个人半夜两点半出来买薄荷糖,白天的工作是给别的声音校正音准——这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自相矛盾的职业吗。
"没什么意思,"他说,"琴不会骗人。音低了就是低了,你把它弄回来,它就准了。比人简单。"
"人怎么骗人了?"
他嚼萝卜的动作停了半拍。
"人会说&039;我没事&039;。"他说,然后端着纸杯去靠窗的高脚凳坐下,背对着我,一口一口把汤喝完了。
那天之后我知道了他叫纪凛。欲望——凛冽的凛。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太准了,准得像他这个人,凉丝丝的,一口咬下去从舌根麻到后脑。他知道我叫黎晚之后说:"晚上的晚?"
"嗯,黎明的黎,晚上的晚。"
"好名字,"他说,"黎明的黎。夜再晚,前面也顶着个黎明。"
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讲出话来像街边算命的。他说不是算命,是调音听多了,什么东西走了音,第一耳朵就能听出来。
我不明白这句话在说什么。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——他那天已经听出来了,我的"我没事",走了音,走了不止半度。
我们的对话都发生在凌晨两点半到三点之间,一次七分钟到二十分钟,隔着一张收银台。他讲琴,讲他这周去调过的钢琴——某个小学礼堂里的老珠江,琴键泛黄得像一排乳牙;某个录制棚的斯坦威,音准偏了三个音分,"弹琴的人自己听不出来,但话筒听得出来,回放的时候整个空间都是空的"。我讲便利店,讲收银系统哪一天会犯病,讲有个老太太每天凌晨来买一盒最贵的雪糕,坐在窗边吃完才走,"你猜她多大年纪?八十二。她说她 diabetic,不能吃,所以只在梦里吃。什么叫只在梦里吃?就是现在吃,吃完梦里就见了。"
纪凛听完这个故事,很久没说话。最后他说:"那雪糕什么味儿的?"
"薄荷的。"
"……难怪。"他说。然后他多买了一盒薄荷雪糕,说放你冰柜里,明晚这个点如果还在,就帮我加热一下——"
"雪糕不能加热。"
"关东煮的汤,"他说,"舀一勺浇在杯子上沿,把雪糕化一化。薄荷雪糕热汤,我年轻时候在东北吃过,你试试就知道。"
我试了。难吃得出奇,凉和烫在舌头上打架,薄荷的凉被热汤一激,窜得整个鼻腔都是,眼泪都出来了。我隔着收银台抹眼睛,纪凛在对面笑得肩膀直抖。
"难吃吧。"他说。
"难吃。"我说,"你什么品味。"
"饿的时候什么品味都是好品味。"他把手插回大衣口袋,"过两个月降温了,你就懂了。"
降温之前,台风先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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