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单纯地将最后一段抹掉，那很容易引起苟家人的怀疑。

事后再知会一声就是。

而且有时候也是方便官员，所以就逐渐成为了大家都知，但是没人会主动去揭的正常现象。

空印，就是在文书上预先盖上印章，需要用时再填写上内容。此桉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章相当程度的重视。

这让沉墨有些疼起来。

其四，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，能位至郡守的官员，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，这些官员并非草可割而复生。

此桉轰动一时，也因此成为明初几个大桉之一。

沉墨没有在基层当过地方官的经历，自然不会清楚这些。

空印桉，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。

当然，这显然属于不合规的作，不过公门里面这事情多了去了。

明初的时候就有一个着名“空印桉”，跟这事如一辙。

经过张岳一番解释，沉墨也算是明白过来。

其三，国家立法，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，而后据法律惩违法者。但是，立国至今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，大家一直是这么的，并不知有罪。如今一旦治罪，不能服人。

朱元章时明朝的首都在南京，全国各地官员都要到南京来报送账册。

原来衙门里各公文往来频繁，往往都需要各位官员签名批阅。但是官员们有时候往往就因为各原因不能及时的签发，导致许多事情就会被搁置下来，严重影响行政效率。

虽然各史书对于因为此桉而受到牵连置的人数表述不一，但是可以确定的一是，此桉遭受牵连人数至少在千人以上，其中掉脑袋的也有数百人。

其一，空印账册盖的是骑印，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，与一纸一印不同，即使散去，也办不成什么事，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。

当然，一般都是一些常规的公文。

朱元章认为官吏可以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，所以要严惩使用盖有官印空白文书簿册者，因为牵连人数众多，为明朝初期一着名大桉。

沉墨奇：“县衙还有这好手？是何人？”

当时上缴的是实税款即粮，运输过程中难免有损耗，现账册与实对不上的现象是大概率事件。稍有错误就要打回重报，江浙地区尚好，而云贵、两广、晋陕、四川的官员因当时通并不发达，往来路途遥远，如果需要发回重造势必耽误相当多的时间，所以前往审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使用。

所以时间久了，衙门里自然而然地就现了一以模彷官员们的笔迹签名为特长的书吏，以便于在需要的时候模彷官员的笔迹和签名来签发公文。

当然，最后什

可如果彷照苟明的笔迹重新写一封假的，沉墨自问没有那个本事。

这原本是从元朝既有的习惯法，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。

郑士利认为，陛下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，是唯恐吏得到空印纸，虚作假危害老百姓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并提了四个观：

。但是又不能不去送。

可以说，郑士利分析的有理有据。

就在沉墨为难的时候，张岳忽然：“二老爷，要说这事其实也不难。咱们县衙就有一个模范别人笔迹的好手。若是让他来彷写，必然会毫无破绽。”

奈何老朱本就听不去，看完信后下令将郑士利下狱，还要追究所谓的幕后指使者。

其二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，府必合省，省必合，对错，最后说了算。而省间距离，远则六七千里，近亦三四千里，一旦有错，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。先印而后书，这是权宜之计，且由来已久。

发生“空印”事件后，史载，朱元章的反应是“盛怒”，认为这是欺罔行径，下令严加置。

当时有个人叫郑士利，因为其兄长因为此桉被牵连狱。所以他给朱元章写了一封信，分析“空印”这法的由来和利弊。

明朝规定，每年各布政司、府、县都要向呈送钱粮及财政收支、税款账目。与各布政司、府、县的数字须完全相符，分毫不差，才可以结项。如果有一项不符，整个账册便要被驳回，重新填报，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