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第二个，是借贷风险在信用制度不健全的时空里，如果有抵押还则罢了，那公司之间互相担保，搞贷款诈骗怎么办。

植，棉的植面积和产量都是不可知数，也不存在稳定的棉供应方，所以国储短期内很难成型。而且国储一旦建立，又是一个大的班，在储存背后，必然还有额的损耗，还得建立起一整的盘库查库制度－－恕我直言，元老院现在的国有粮储备系统已经是力有未逮了。更不用说再增加一个棉了。恐怕在棉和很多大宗商品上，我们只能随行就市。毕竟17世纪没有大市场，也缺少规模规模化的经济作植园和采矿业。”

“首先是禁止纸棉易。然后清查目前市场上的栈单。没有商铺实或者本不是布行业的，纯粹属于虚开栈单的，这属于经济诈骗，照经济诈骗理。购买了这栈单的属于受害人，罪犯抓到之后追赃，比例退换金额。当然，全退换是不大可能的，只能算是他们买了个教训。”

“不贵怎么能算是教训呢？”任佑梓接着说，“确实是布行发的栈单，不最后的行情如何。他们都是最后的承兑主。到期要他们承兑。兑不来的，破产理。这个属于经济纠纷。照相应的法条审理判决就是了。当然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机会，那就是和栈单持有人行相关谈判，以一定的价格回收栈单－－这就看双方的谈得如何了。”

“最后也是一场空，”黎山继续，“又是一笔学费。”

“这个自然，投机本来就有很大的风险。”楚河说，“纸棉实际上既没有合规的发行主，也没有保证割的保证金制度，完全可以诈骗来定。只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期货的问题，实际是整个公司治理制度，财经制度都严重的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问题。”

“例如现在大搞的公司化登记。实际上引当代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，却没有相关的公司治理要求。表见代理问题、东权益问题、善意第三人问题、权易问题。全是大坑。

黎山和邹标被两人一番侃侃而谈完全给糊涂了，不过他们也想不什么的反驳。毕竟他们不是来辩论的。

“好吧，你们说了这么多。那怎么个不预法呢？”

“有几个本的问题会埋下大的风险。

任佑梓接着说：“为什么啥都要国储？如果工厂直接和植园签订长协或者远期合约这类的，市场上的波动应该几乎没影响。经济上升期，一些小企业倒了没啥影响，很快就会有人接盘了。如果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投机、保的手段，那么还是要走正规期货合约的路。实话说，就目前的情况，连期货市场都谈不上有多大的必须。”

不用说，且不论罪犯能不能抓到，赃款想全额追还更是虚无缥缈的事情。黎山苦笑：“这学费够贵的！”

楚河补充：“目前阶段要搞期货，主要方向还是应该以实割为目的的远期易价格约定，而不是一步上期货易市场――杠杠这东西一上六亲不认，步大了容易扯到。”

“第一个是大量的商事主法人化之后，尤其是“有限责任”的引，那相的破产清算制度在哪里。多重持之后，在没有完善的商事登记和数据积累的情况下，如何穿透权，如何找到实际控制人。相关的洗钱、避税、违法纪的风险会直线上升，尤其是官僚中如果搞起几层白手，通过内幕易或者脆左手倒右手，公款改私利，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查证。都靠蒸包局搞内调查么？

“现在的公司化改革，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财团法人宗教法人啥的，其实在当前时空是非常危险的改革。

“其实和纸棉本没关系，主要是这里金风险开始冒了之后，我突然觉得应该适时反思当前广州的公司化改革。

“第三个，是商事登记数据不可能互通，基本了广州就查询不来了。那商事签约的份问题怎么办？表见代理问题怎么解决？你说认公章认签字，这东西在明朝等于可以随意复制，如何解决。古代生意是认人的，现在法人化之后，你怎么认办事员怎么认客经理？”

这个问题他已经考虑很久了，此刻倒把他的话引了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