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倒还有心思问我，说‘温记者，这次你要还活着，愿不愿给我写篇专访’。”

俞琬听得入神，急急追问：“你写了？”

“写了王牌飞行员三天没洗头。”

女孩不禁笑出声来，眉眼弯成两条月牙。

她觉得这个嫂嫂极有意思。

她们同年，只是温以宁看起来总像提前知道了什么似的。中午看报，下午偶尔在门口抽烟，却只抽半根，风一来就要按灭。

她说抽烟是当战地记者时，和士兵们学的，后来发现纽约女人总爱饭后在阳台上抽细支，觉得好笑，就接着抽了。

每次温以宁抱弗雷迪，孩子都不哭不闹，只盯着她左耳上的珠坠看。

“你这儿子以后怕是要做收藏家。”她笑着打趣。“专挑女人身上最贵的东西看。”

这个嫂嫂穿洋装，也弹爵士，本可安安分分念完中西女中，再去美国念家政，回来嫁个上海滩的银行家。

可她偏不。先考上圣约翰，又跑去西南联大读英文，后来当战地记者，炮火里拍照片、发国际通讯，还写过几篇把日本骂得极巧的文章。

“姐姐妹妹们当太太，逛先施，打麻将。我跑去当记者，家里人都觉得我早晚要出事。”

温以宁那时候想独身想得极认真，读海明威，读菲茨杰拉德，认定婚姻是这世上最不酷的妥协——直到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，遇见了那个人。

“所以，你那些不婚主义，”俞琬坐在后廊的藤椅上，吱呀吱呀摇，“全被一架飞机给撞飞了。”

弗雷迪在草地上跌跌撞撞追一只黄蝴蝶，约翰在十步外紧紧跟着，影子拉得老长，像一根扎在地上的细黑钉子。

“是啊，我差点被炸死三次，他骂我三次，又掉头回来找我三次，我想，和这个人结婚，可能比当记者还刺激。”

温以宁的视线投向远处的海岸线，语气淡下来。

“我家里人都去了美国，就我一个留后，他们也不拦了，大约是知道我回来，也不是为了听谁的话。”

后来，她们还聊起了温叔叔。俞琬这才得知，原来温兆祥出自小港温家规矩最严、也最守旧的那一支，论起辈分，和温以宁还是平辈的堂兄妹。

当年他与后来的妻子离开老家、毅然私奔的事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自那之后，温家人便不大敢再随意为晚辈安排婚事了。就这样辗转多年，两人才最终远赴欧洲，定居下来。

那天晚上，温以宁还拉着她上楼看自己写的东西，美联社签发的英文稿件，其中一篇写战后纽约的中国女人，用词漂亮极了。

可她说，自己最想写的并非战报，也不是好莱坞明星，而是那些“从旧世界来的人”，怎么在新世界里重新学会走路。

俞琬看得很仔细，忽然听见自己问：“那你以后会写小说吗？”

“那得有个好结尾才行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眼睛在台灯下亮亮的：“我要真实的，不要大团圆。”

温以宁便狡黠地眯起眼：“我偏要写个大团圆，主角就是一只娇娇小小的中国兔子，和一头不说话的德国狮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