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三岁那年，文青竹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，拿着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直录通知，第一次一个人飞得那么远。

飞机在皮尔逊机场落地时，窗外是一层灰白色的云，压得很低。十月底的多伦多已经开始冷了，风从航站楼外面直灌进领口里，带着北方城市特有的干燥和锐利。文青竹拖着箱子站在路边等车，鼻尖被风吹得发红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父亲文昱带着全家从辽宁辗转到澎湖时，他还只是个小孩，拎不动行李，只会跟在姐姐文青蒹身后走。那时候的风是潮湿的、咸的，裹着海味，吹在人脸上像一只温吞的手。眼前的风却不同，像刀背，一下一下，提醒他——这里不是家了。

可他心里还是有一点热的，多伦多大学生物医药系给了他很好的offer，直博，带部分奖学金，还安排了助教岗位。文家收到邮件那晚，袁梅站在厨房里一边炒菜一边笑，说他们家这个小儿子从小就喜欢捡些乌龟、蜥蜴、鸟蛋回来养，如今竟也真走上了读书做研究的路。文昱虽然嘴上只说了句“去吧，别给自己留后悔”，那天晚上却特地开了瓶平时不舍得喝的酒。青蒹从东京打来电话，比谁都高兴，隔着海和时差叮嘱他厚衣服要买、药要带、羽绒被要舍得花钱。骏翰在电话那头抢过去补了一句：“到那边先吃饱，别觉得省那几块钱有出息。冬天冷，人冻傻了最亏。”

连雪织都举着视频通话里的小胖手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舅舅去拿大博士！”

于是文青竹便真的来了。

他租了一间离校园不算太远的小公寓，窗户对着一棵高大的枫树。刚来那几天，叶子还红得像火，后来一场风吹过，楼下人行道上就铺满了碎叶，像谁打翻了一地旧信纸。

他一边熟悉校园，一边办银行卡、手机卡、公交卡，又拿着地图似的校园导览找教学楼和实验室。因为助教岗位已经定了下来，他比别的新生更早进入系里，参加培训，领工牌，熟悉课程平台和实验室安全守则。

起初一切都还顺利，他英语并不差，甚至因为早年在新加坡念书，口语和写作都很扎实；做事又细，手脚也快，几次培训里都表现得不错。负责助教安排的行政人员夸他靠谱，还当着其他人的面说了一句：“You’re very prepared.”文青竹听了，礼貌地笑了笑，心里其实是有点高兴的。他从来不是爱出风头的人，但在异国他乡，别人一句“你做得不错”，总归会让人踏实一些。

可是这种踏实并没有维持太久，系里有位教授，姓Harrison，是他博士项目相关方向的一位资深faculty，也是他助教课程的任课教师之一。第一次正式见面，是在一间采光不太好的会议室里。教授头发花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，坐在那里翻着文青竹的资料，翻了两页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From Taiwan?”他问。

“是的。”文青竹用英文回答。

“Hm.”

那声“hm”很轻，却让人很不舒服，像一片薄冰落进杯子里，不响，但冷。

文青竹一开始只当自己多心。毕竟刚入学，人生地不熟，教授风格强硬一点、冷淡一点，也不算什么稀奇事。可是很快，他就发现事情不是自己敏感。

第一次，是课程准备会上。文青竹按照要求做了几页tutorial plan，内容清楚，排版干净，连互动问题都提前设计好了。教授翻了翻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This is a bit too ambitious for a first-year TA.”（对于一名一年级助教来说，这目标定得有点太高了）然后把材料推了回来。旁边另一个本地博士生做得明显更粗糙，教授却只是笑笑，说：“We can work with this.”（我们可以试试这个）

第二次，是正式开学后不久。文青竹在seminar上做简短自我介绍，轮到他说时，他用一口清晰流畅的英语讲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过往经历。刚说完，教授便当着几位faculty和博士生的面笑了笑，说：“Your English is very polished. Almost too polished. Makes it